秘书何方：揭发张闻天让我至今无法解脱,热点资讯,
刘英（左一）、张闻天、何方（右二），1954年摄于列宁格勒
“我一再说我今生犯了两大错误，一个是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特务’，再一个就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
揭发张闻天，我至今无法解脱
何方，1922年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进入延安五期抗日**大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何方的“文笔不错”，将其调至身边。从此，何方开始跟随张闻天工作。
两人的最后一次相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何方去张闻天家中看望在庐山会议上“出事”的张闻天，自此一别，直至张闻天被迫害致死，有着“师生之谊”的二人再也未能单独见面。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何方回忆起往事，更多的是对张闻天的忏悔和赎罪，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那次对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判”。
与张闻天最后的谈话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张闻天参加了会议，这次参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庐山会议本来跟我毫无关系，我只是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助手，从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中挑出应当给他看的，交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送到庐山。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张闻天被打成“彭、张、*、周”反*集团的骨干成员。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错愕，充满担忧。可以说，庐山会议犹如晴天霹雳，中断了我紧张的工作和平静生活，开始接受飞来的横祸和连续20年的煎熬。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张闻天本人都没想到事情会有那么严重，照样嘻嘻哈哈的。他说，以后不让做这种行*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国际问题来安度晚年也好，甚至还谈到以后不再跳舞了，说是你们要戒烟，我要“戒舞”。
他哪里知道，怎么能让一个被认为“里通外国”的人去研究国际问题呢？而“安度晚年”也只是奢侈的幻想！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干吗对国内问题发起言来了？他的回答是，这就是韩愈说的不平则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说着还做出失足状。
谈话间，通讯员送来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写道：“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张闻天）同志看这封信。”他看后显得很高兴，并顺手交给我看。我告辞时还说过几天再去看他。哪知这竟是我与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的住处）的最后告别，也是和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紧接着外事会议一开，不但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而且连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车、找人帮我打点运回。当时我虽然大吃一惊，却仍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一边为张闻天的命运惋惜，一边也想到自己，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一定会受牵连，但又以为没什么了不起。
过了几天，召开外事会议，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达，大家开始揭发批判，说不限时间，一定要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了批判。这一来，一些部门的*委委员和驻外大使争相发言（看来事先有安排，一些人好像有备而来），其火力之猛烈和气氛之紧张，实在是我生平所不曾见过的。
这样大轰大鸣了一个礼拜左右，每天去中南海开的外事会议就慢慢降温了，会议内容也变得很单调，集中攻击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问题。最后除主持人和会议记录外,就只剩下张闻天刘英夫妇、我们几个有干系的人和专门安排的一小批支撑门面、找岔子、施压力的积极分子了。
别看人数减少了一大半，张闻天的压力反而更大，因为内容转到他最感痛苦的“里通外国”问题上去了。据其夫人刘英后来说，她以前没见过闻天落泪，这时却看他不住地流眼泪。拖拖拉拉开了两三个礼拜的会，由于张闻天要住院动手术，才只好停开了。后来再和*委扩大会一起听了几天中央领导的讲话，外事会议就正式宣布结束，反右倾的批斗战场也从中南海移到了外交部。
我揭发张闻天
外事会议开始后，陈毅曾向外交部全体*员干部作了一次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和动员反右倾的报告。报告相当温和，还特别讲到对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说不能因为跟张闻天工作就受株连，要不然以后还有谁敢给我们当秘书？对我来说，听了这几句话，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以为这次运动会比较文明。可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会上会下压我揭发张闻天，要我对跟毛主席还是跟张闻天做出抉择，而且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药得由办公厅主任韩念龙经人每次给一片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首先我必须强行转换一个观念，就是毛主席和三面红旗都是正确的，我和张闻天过去看到的都是局部现象，以偏概全。但是说张闻天反*反毛主席，我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我在与张闻天10多年的相处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证据。不管找得出找不出，当时直接面临着在毛主席*中央和张闻天之间的抉择。无论从什么角度说，我都只能选择跟毛主席这一条路。
最后还有个个人过关问题，凡参加过*治运动特别是挨过整的人，都会感受到过关之难。就是这次庐山会议，我看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检讨交代，也都是翻箱倒柜，真货假货一起向外倒，除“里通外国”外，真是要什么给什么，像我这样的小干部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呢？所以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
决心既下，接下来就是揭发的内容尺度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最高，认为在整个外交部，除刘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后自己内心定了这么几条：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多讲张闻天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得知的事情，就坚决不说。
我的揭发内容，现在想来并没什么，反倒证明张闻天的正确。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鸣，比例失调严重、许多东西都买不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闹，讨好领导、造假成风；区大姐（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等等。
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是很严重的。我的错误不但在于揭发了这些私下谈话（多是一起散步时的议论），主要的还是把这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主席对着干。特别是我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到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的揭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作用和影响却不是一般人可比。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所以当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就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愤怒的。“文革”以后，刘英告诉邓力群：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凉了一半。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也一直为这件事后悔，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由于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所以就永远失去了当面检讨的机会。这也是我进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学习*史和研究张闻天的原因。
第一次与张闻天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我，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见我，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看法。
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比如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快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习。
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才18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的做法还是对的，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改行学习*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反省笔记》，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毛泽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
参加起草张闻天悼词
我曾一再说，我这一生中犯过两大*治错误，一个是1942年延安抢救运动中承认自己是“国民*特务”，一个是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就一直是我思想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
1978年春天，我从干校回到北京探亲，打听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已回到北京，我没敢贸然去看她，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
在信中，我作了一个简单但真诚的检讨，并且问到能否去看她，以便当面向她谢罪。
很快，刘英就回了信，欢迎我去看她，还说不要作什么检讨。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了她。
一见面，我先作检讨，说对不起她和闻天同志，辜负了他们两位10多年的教导。由于20年不见，又感到羞愧和对张闻天的怀念，我这个很少失声痛哭的人，那天竟失去控制。但刘英却不同意我作检讨，反倒认为他们连累了我，跟着他们吃了苦，还影响了前途。从此我同刘英恢复了来往，而且经常见面。
1979年8月25日，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由陈云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这就标志着中央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
此后，中央批准成立了张闻天文集领导小组，我是其成员之一。在这之前，我还参加了张闻天悼词的起草工作。那是1979年5月，曾彦修、徐达深和我接到通知，要为中央领导同志起草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这件工作我们三个人都感到棘手。我们不但很难掌握对张闻天的评价，而且连他的历史都不了解。因为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从来不对身边的人谈他的过去。例如我在他身边工作了10多年，就一直不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更不知道他主持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和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因此我们写悼词简直无从下手。
我们除了拜访刘英以及其他老同志外，还得经过批准去中组部查阅档案，而中组部让我们看的档案又极其简单，因为主要材料都还保存在大三线的山洞里。所以我们起草的悼词就很简单，一些重要的评语和史实，如说张闻天“是我*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在遵义会议上拥戴毛泽东同志对全*和全*的领导，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的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总书记”等，都是送审后由胡乔木修改时加上的，并得到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审阅。加上去的这些话分量很重，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