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背对背：误会已根深蒂固
虽然自己也是医生，在医疗系统有丰富的资源，还找院长打招呼，但作为患者家属，最后仍对医院和治疗产生了怀疑。如果是普通患者，该不知会如何慌乱，如果最终出现意外，累积的情绪势必会爆发法治周末刘惠生孔璞不是医生，但从小在医院家属院里长大，她的父亲、叔叔都是医生，就连邻居也大多是医生。所以每次听到有关医患矛盾的新闻，她往往本能地站在医生这一边。 作为医生的家属，我还曾经跟叔叔在北京的医院呆过，应该说比较了解医生的情况。因为个体差异，可能一个疗法做了100例都很好，就唯独对某一个人不适用，因此医疗中难免会有一些意外。 孔璞对法治周末说。但去年下半年，母亲的一次就诊经历，让孔璞开始对医患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当医生家属成为患者2011年9月中旬，孔璞的母亲突发急性胰腺炎，在父亲所在的医院进行了检查之后，因为觉得 大医院有专门的科室，比较靠谱 ，转入了邻近城市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治疗。即便如此，孔璞的父亲依然不放心，又托人找到了这家医院的院长，拜托其多多关照。然而，到了诊室，主治医师只是拿着父亲所在医院拍的CT片子看了一下，就决定采取输液治疗，而且开的都是进口药。孔璞的父亲小心地问： 不再拍个片子吗？ 主治医师回答： 这不就是两三个小时之前拍的片子吗？拍得很清楚，这么短的时间（病情）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过几天再拍吧。 接下来的日子里，平时几乎见不到主治医师，他只在每天固定的查房时间来看一眼，每次呆的时间都不长。这点孔璞倒是理解，因为父亲所在的医院也是如此，只有重症病房才会每天查房3次。主治医师的诊治也同样简单，通常就是一两句话： 恢复得挺好的。 今天没有什么变化。 然而，母亲的状况看起来却不像是那么好，很难受。为什么不联系一下主治医师呢？面对法治周末的问题，孔璞说，一方面，医患只是工作关系，不会得到医生的手机号。医生每天查房之后，也有其他工作，不怎么呆在办公室里。而大医院的楼很多，就更加找不到，所以病人一般都只能等查房的时间和医生沟通。另一方面， 很难问到 。即便父亲也是医生，但因为是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对胰腺炎也是外行。作为外行，不知该问些什么。母亲曾表示不希望插引流管，但医生回答说： 插着吧，插着好。
这时候，你怎么反驳呢？ 孔璞问法治周末。而且就病情来说，医生是专业的，作为外行去质疑专业的医生，也担心医生会不高兴。有一次，孔璞的父亲实在忍不住，陪着笑脸请求复查，却被主治医师一句 不用检查，我们都这么治，先输液10天再说 给挡了回来。就是那一次，孔璞到医院接替父亲，看到父亲站在窗前，用翻盖小手机吃力地上查着医学文献。 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患者在医生和医院面前的绝对弱势，患者就像行走在刀锋之间的盲人，只能将手交给医生这位向导，听从对方指引，纵然有万种怀疑，也别无他法。 孔璞这样记录自己的感受。因为觉得治疗草率，孔璞在忐忑中将CT片子发给在北京一家大医院当医生的叔叔，请其帮忙找专家会诊和预定病床，父亲甚至找好了救护车。但北京方面的专家表示病情并不严重，建议留在当地治疗。而10天之后，孔璞母亲的病情也开始明显好转。患者所不知道的医生孔璞的母亲出院了，主治医师跑来，不忘叮嘱用药相关情况、医保可以报销的药物和药品储藏的知识。他笑呵呵地和孔璞一家人握手，全然不知一家人曾经的疑虑和慌乱、不知父亲曾经找好了救护车准备转院、更不知孔璞甚至想找电视台曝光。因为这时的气氛比较轻松，孔璞一家人和主治医师聊起曾经的疑问。主治医师说医院治疗过成千上万例这种病，非常有经验：前期复查看不出太大变化，没太大意义。而且，按正规程序拍出来的CT片子，重拍干嘛呢？浪费钱。所以一直不让复查。而开进口药则是因为很多病人不信任国产药，开国产药容易引起麻烦。 医生其实挺好的。 孔璞最后认为。这次就医经历引起了孔璞和她父亲的很多思索，父亲在坐诊时，也经常面临着忙完一个病人又来一个病人的状况，有时也会不耐烦，但后来父亲对孔璞说，还是应该多点耐心去和患者沟通，多给患者一些安慰。而孔璞则想得更多， 我爸自己是医生，在医疗系统有丰富的资源，还找院长打招呼，最后仍对医院和治疗产生了怀疑。如果是普通患者，该不知会如何慌乱，如果最终出现意外，累积的情绪势必会爆发。 孔璞在自己的作品中这样写道。 虽然以前有时候也会觉得父亲对待一些病人不够耐心，但是这次真切的体会到医患关系中患者处于弱势方，体会到那种对现状无所知、无所把握的恐慌。 孔璞说。同时，在另一方面，孔璞也希望更多的病人能够体谅医生。孔璞的叔叔是北京某大医院一个门诊主任，一个科室两个医生每天要面对七八十个病人。还有更夸张的，孔璞对法治周末回忆，有一次她在拜访著名专家钟南山的时候，钟南山无奈地提到自己的号都挂到明年了。北京如此，广州如是，其他地方的三甲医院亦然。在辽宁省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刘明（化名）医生，每天早上7点就要到单位开始查房，听取日夜班医生交班以及晚间病人情况汇报、进行手术方案制定等工作。7点半开始坐诊，寒暑假的高峰期，一天一个医生看100多个病人也是常有的事。杨建（化名）是湖南省某三甲医院的妇科医生，其所在医院有24小时值班制度，从早上8点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原则上不连班，第二天早上8点可以回家。可是，杨建说，这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他每天都需要对自己的住院病人进行查房、更改医嘱、观察手术愈合情况。还要为第二天有手术的病人提交申请、进行术前医嘱和术前处理，这一堆事情都做完往往已经太阳过午。这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连续工作超过30个小时。平常的工作日里，查房之后，他就要立刻准备手术，每天3至5个手术也不是新鲜事。 连中午饭我都是在手术室里吃，吃完又要准备下一个手术，所以你说的住院患者找不到主治医师真是太普遍了。 杨建说。或许正是基于对父亲和叔叔工作情况的了解，孔璞曾对法治周末提到，大多数医生诊疗时都不是太有耐心，因为他们太忙了。 误会已经根深蒂固 杨建在湖南，还面临着方言的困扰。 湖南各地的方言不尽相同，很多时候一些小地方来的病人说话，我很难听得懂，不是我不想回答。 杨建说。 把我们医生跟服务行业类比是错误的，因为病人不是商品，医疗不是光提供服务这么简单。 刘明说， 医生有时可能不会像服务员一样微笑服务、无微不至，但大部分医生对诊疗过程是负责任的，因为出了医疗事故医生是有责任的。 杨建特别提到，医学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就像孔璞所说，同为医生，搞心血管的对消化系统疾病就完全外行，面对病人有的时候更是这样，医生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释清楚了，病人却依旧茫然。而后面还有病人在排队，也不好在诊疗已经结束后，一直解答一个病人的问题而让其他病人一直等待。所以，杨建认为，医生认为自己已经解答了，而病人却感觉医生只是用几句话打发了自己，这种情况在大医院很普遍。更何况， 低头做事的多，抬头说话的少 。这本来就是 专业性太强 的行业的人员的共有特点。杨建认为，总体来说，医生都希望自己的病人能够治好，当然每个行业都有不遵守职业道德的败类，但不能因为有败类就否定这个行业。杨建说，有些病人抱怨医生让住院，住院之后却 针也不给打，药也不给吃 。但药物治疗只是疾病治疗的一部分，应用时尚需考虑*副作用、耐药性的产生等问题，所以在病情不需要时停用药物恰是对病人负责的表现。在杨建眼中，医患之间 误会已经根深蒂固 。在医生们的观念里，这种状况的形成，与媒体也不无关系。孔璞和杨建都提到了去年深圳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病例，小孩子被要求造瘘手术，结果媒体报道说广州医生仅开了8毛钱的药就治好了病，这一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最终以证明孩子的病8毛钱根本治不好为结果而结束。事实证明，深圳医院的诊断是正确的，孩子还是在武汉接受了手术。杨建说： 这件事最初媒体大量报道8毛钱治好了医院要手术的病，可最终证明了医院并没有错，却不见媒体拿出同样的力量去说明真相。这样下去，患者当然会觉得医院就是很黑。 刘明则给法治周末讲了两个故事：一是一位男性妇科医生，在询问患者的月经状况时，被患者家属抬手打了一个大耳光。妇科诊疗询问月经状况是常规，有些患者却不理解。二是对于不明原因的发烧，医生请患者做HIV（艾滋病）的相关检查，被患者投诉过度诊疗，然而在地区综合性大医院里，因不明原因的发烧而最终被确诊为HIV感染的病例并不少见。这些事情患者不明白，一些媒体的报道还起到了误导公众的作用。尽管医生面临着如此大的工作压力，医生们的待遇却与此并无直接关系，孔璞50多岁的叔叔在北京行医几十年，是一流的专家，可是收入却不如侄女孔璞高，叔叔曾经直接向孔璞表示不公平。刘明则对孔璞叔叔的抱怨感同身受，他说： 不像白菜和房价，医生的诊疗费用十年间变化不大，与公共厕所收费的浮动基本持平。 刘明说，病人经常说，我交了钱，你就得给我看好病。医生不是神，所有的病都能治好是不可能的，但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理解这一点。采访后的夜里，杨建发给法治周末一条短信，信中说： 愿中国医患关系能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别让医生觉得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看病，也别让病人觉得上医院看病，是俎上鱼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