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购读过《弄潮儿》的中英文版，这本书的翻译是相当棒的，查老师也审校过此书的翻译。原文是用英文写作，登载于《纽约客》杂志。
本文选自《弄潮儿》，译者牟子宁是77级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生。《弄潮儿》繁体中文版年1月将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査建英/文
牟子宁/译
七
一个星期之后，我与张维迎在他的北大办公室再次见面。我想看看他的工作环境。
那是个寒冷的早晨，我有意提前到达，从南门走进校园。与我八十年代初当学生的时候相比，北大看上去变了许多。老校区还是老样子：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柳树和竹丛，斜坡上的松林，优美的中式庭院和民国时期典雅的青砖洋房——刘东喜欢向访客炫耀以证明贵族精神依然存于华夏大地的一切，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改变。但是，它们已经被新建的校区包围或是切隔。新校区中矗立着一座座现代风格的水泥玻璃建筑：教学楼，办公楼，大讲堂，音乐厅，学生餐厅以及扩建了的图书馆。这是些更大、更高、式样平庸的家伙，个别的头上加了个大琉璃瓦顶，算是在向传统致意。校园围墙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举目可见，北大九十年代创立并拥有的各种商业公司就坐落在楼群中。虽然这些环校而建的新巨人在审美上乏善可陈，但它们虚张声势的外观却勾勒出一种十二分的自信，一种对自己在金钱至上、实用主义风行的新时代里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势的自信。一九九三年，作为“开放校园，面对市场”的一个姿态，北大拆除了学校的南墙。墙虽然在年被重新竖起，但“市场之风”已然吹进了校园。“北大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方净土了，”一位老教授对我叹道。
张维迎的办公室在这个新建现代化楼群中光华管理学院的二层。学院大堂的墙上挂着光华教授的照片和简介，其中不乏从西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海归”。张后来告诉我，大约半数的光华在任教授是“海归”，许多人都是张以“比我自己高得多的薪水”亲自招聘进来的。这似乎印证了我听过的一个说法：张维迎是想把他已经在光华实行了的“改革”推广至整个北大。
我走进他办公室时，张正在电话上。身着深色西装、系着紫色领带的他像往常一样忙碌着，作为副院长，他必须处理光华繁杂的日常行*事务。电话中，他正在试图说服一位副校长来参加学院即将举行的EMBA班毕业典礼。“请一定帮我们这个忙，”我听见他恳求道，“这个场合对学生们来说太重要了。”
北大有十多个副校长，可他却没能找到一位来参加典礼。他摇了摇头。我又一次嗅到了那种受挫的味道。
《弄潮儿：中国崛起中的行动者和推动者》
查建英/著牛津大学出版社年1月
张的办公室宽敞但不铺张，每件东西都有各自的用途。中文和英文的经济学书籍填满了书架。目光所及之处，唯一的私人物品是一帧他的家乡照。见我好奇，张索性翻出一本相册，给我看了一些他上次回陕西时的照片。他老家的村子依然十分穷困：贫瘠的*土地；村民居住的土窰洞；他目不识丁的父亲母亲；他读小学时的老校长；一群脸上深深刻着风沙痕迹的农民乡亲。站在他们当中，穿着POLO衬衫、戴着副眼镜的张维迎简直就像是个外星人。从孩提时代的小村庄到今天的北京大学，这个农民的儿子走过了漫长的路。
我们聊到了他校长助理的工作。这个职位分管的是北大的商业公司，一个从来都很棘手的难题。这些公司大多成立于九十年代，它们是北大“创收”的重要来源，年度行销总额在年达到二百亿元人民币，创下了当时中国校办公司业绩的峰值。但是张维迎认为，如此之多的精力和资源被投进逐利的商业活动，加之其特有的腐败和其他管理上的弊端，北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学校形象也因此受到了玷污。
“过去十年中，对北大公司的报导比对北大学者的报导还多，”张的语气中带着责难。接手这份工作后，他一直试图使北大从过多卷入商业运作的环境中分阶段撤出，并且陆续停办了二、三十家北大校办公司。“这让很多人不高兴，但我的首要任务是捍卫北大的名誉。另外，”说到这里他笑了，“我长了一张包公的黑脸，喝杯咖啡可以，但我不会去赴宴，也不会收钱。所以他们也拿我没什么办法……北大这么多的资源正在被挥霍，如果我的计划能够付诸实施，每年的价值至少有五个亿。”
我不清楚他是怎么得出这个数字的，但在那一刻，他听上去的确像个手中拿着计算器的经济学家。我想起了李强教授对改革方案批评者的驳斥：“他们说大学不是养鸡场，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些不下蛋的鸡就该滚蛋！但我说大学也不是养老院！”李强是*治学教授，伦敦大学的博士，也是北大改革方案起草团队的成员。他很不喜欢被贴上“海归”的标签，因为和张维迎一样，他也生长在贫穷的北方农村。“我们知道农村学校是多么缺少资金救助。中国的教育支出太可怜了，但国家却给了几所像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那么多的钱。”
“可怜”之说并非虚言。根据年9月发布的一份联合国报告，中国的人均教育支出低于——看仔细点——乌干达！整体教育支出仅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而其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三来自国家预算。李批评说，在北大，这一宝贵的国家拨款的使用完全没有效率。“为什么不拿出一些去帮助农民和工人？维迎和我只不过是想帮助节约些钱而已！”
然而，某些“资源浪费”，比如北大的人员臃肿，克服起来困难重重。除了官僚队伍日益膨胀，问题大多是拜社会主义体制所赐，这在那些老、大院系尤为严重。以中文系为例，该系在历史上一直是北大的旗舰系，教员人数超过哈佛大学英文系。但是，中文系已经几乎用光了它的正教授编制名额，后面却有数十名副教授仍在排队等待晋升。WG时期招聘一度冻结，形成了一道过宽的教师年龄段鸿沟，使得在未来十年内退休人数过少，难以提拔新人。可是，能因为编制问题就裁员吗？这在中国还是不能被接受的，至少是在大学里。那些没有终身教授资格的年轻教师，往往比一些靠教龄获此资格的正教授学术训练更好、教学质量更高、研究能力更强；在此情形下，裁员尤其难以实施。而且，与包括哲学、历史、宗教在内的其他文科院系一样，北大中文系的入学人数急速下降。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大约半数中文系新生都是那些没有被第一志愿(比如经济系和法律系)录取而被“再分配”来的。历史系和哲学系的状况更为糟糕。在有的大学，历史和哲学专业的全部新生都是转系生。
但是在一些新近成立的院系，如光华管理学院或是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则完全没有这类问题。它们规模更加精简，财务上也更为独立。比如光华承办的EMBA，因为课程是由光华的老师和美国访问学者共同执教，所以按美国私立学校的标准收费，学员也大都是中国富有的首席执行官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同样也有收费不菲的课程及研讨班可供选择。中心最初由一群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年轻经济学者们于九十年代初发起成立，资金来自香港、台湾和美国。中心现任的二十名教授全部拥有国外的博士学位，其中有些人是其他大学的客座教授，许多人还从私人公司、地方*府和国外基金会委托的研究项目中获取额外收入。
这些院系对张维迎可谓鼎力支持。我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三位教师交谈过，他们都热情赞扬张的改革计划。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对我说：“北大改革与‘海归’和‘土鳖’无关，它是在探讨如何对资源进行分配，是由市场还是由国家来分配这些资源。所以我所有的论点最终都指向国家的霸权。”周承认他是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教育担保人”理念中得到的启发。这一理念提倡把高等教育的选择权交给教育的消费者，也就是父母和孩子们。柏兰芝——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及城市规划专家——对我说：“那些文科学者们不喜欢*府，这个我理解。可是他们也不喜欢市场。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喜欢的呢？”毕业于德州大学的博士陈平则把北大谑称为“一片封建领地的森林”。他说：“这次北大方案只是朝改革道路上迈出很小一步，如果我来做，我会走得远的多。”
他们的观点和情绪并不令人意外。作为时下需求旺盛的领域中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专家，他们在市场中拥有的优势足以使他们自信而乐观。但是对于他们那些文科领域的同事们来说，由于必须面对自己地位的边缘化和影响力的缩水，看法自然大相径庭。
然而，在这些领域不同、观点各异的学者中，一个不知进退的“海归”，一个直打硬冲、笃信“效率”和“逻辑”的经济学家却被任命为改革的设计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资深编辑告诉我：“张维迎人很不错，但是跟许多科学和工科领域的人一样，他可能对人情世故不大敏感。”她是张的老熟人，但同时也与很多抨击改革方案的文科教授关系很好。她说，作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争论者的微妙心理引起了她的注意：一些重量级的批评者自己已经是正教授，但在争论中，他们更乐于以捍卫晚辈同事利益的仗义形象出现；其他人私下里同情改革，却因为害怕惹恼反对者而不愿对方案公开表示支持。说到底，改革者有可能落败，而他们则将照旧与同一群同事在同一个校园里继续相处，多半还会相处到老。“我不觉得张维迎能领悟这种复杂的心理。他有点儿憨。”
我告诉张维迎，有些人认为他的野心是仕途。他看上去像是受了侮辱，同时又有些不屑：“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想当官，我为什么要来北大？”接下来，他这样解释他在北大改革中的角色：“我就像是个足球比赛中的守门员。因为我们队一直踢得太烂而且进不了球，我急了，跑到前场想助一臂之力。但这真不是我的工作。”
话语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怀念那种仅仅做个学者的单纯生活了。在光华，张是学生很喜爱的老师并广受尊敬。在中国经济学家圈内，张维迎也赫赫有名。他是中国第一个讲授博弈论并编撰博弈论教科书的人。他在产权、企业理论、企业与*府关系方面的文章和论着影响很大，广受好评。他带头倡导维护民营企业权益，激烈批评*府对商业活动的干预。年，他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年度经济人物”，成为该奖设立以来最年轻的获奖人。
他说当官并不符合他的个性。你不能随便讲话，你得坐在那里熬过各种马拉松会议。“北大的会上有那么多的副校长和其他官员，轮到我发言时，已经该下班了。”
张维迎对牛津大学教授的工作状态深有感触：“他们的研讨课，就那么几个学生，但辩论非常尖锐，他们对此真是自得其乐。这是我在牛津学到的最好的东西：一个学者的精神状态。那种感觉就像一句老话说的那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八
到了年3月，对改革方案的热议终于冷却了下来。二月十四号，寒假后的新学期伊始，北大校方悄悄公布了改革方案的最终版。没有任何媒体宣传，校方明确表示该版方案并不需要回馈、辩论或是评论。这就是最终版，就是官方的新“*策”。而*策，毫无疑问，是要被遵守和执行的。
几个月前，当听到北大*委书记闵维方一次讲话内容的时候，我已经感到了风向的变化。闵是在一次全体中层干部(*委、院、系领导)大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说，从前一段关于改革的激烈争论中，我们要吸取一些教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避免“过度曝光”。他回顾了一九九九年北大进行的改革，那次改革把所有教授分成九个等级予以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发放相应的奖金，希望以此激励竞争。那时教授们的抱怨、牢骚同样很多，但工作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在闵看来，个中原因就是改革的精神被很好地传达到了所有中层干部，并使他们做好了准备。当时，学校领导是在校外召开的封闭式会议，与会者也达成了明确的共识。会议不允许任何人把文件草案带回家，整个进程始终处于保密状态，直到领导们对公布后可能产生的压力胸有成竹。
这一次本来也想按上次的方法操作，可“非典”爆发后，为了躲避面对面开会可能带来的风险，方案的草案送到了中层干部的手里，因此导致了网上的泄密。从这次会议开始，闵说，必须避免“炒作”。为了完成改革，我们需要保持敏锐的头脑，而且“必须有人承担正面的压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则应该“低调，务实，稳健。”
在把批评者的责难淡化为“误解”之后，闵维方重申了北大领导层继续改革的决心。但他同时告诉与会者，改革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中。校方一直在筹划给予院系领导们更多的权力。对国外一流大学进行了分析之后，领导们发现，强有力的中层管理是哈佛、耶鲁和斯坦福这些优秀大学的共同特点。现在北大也将朝此方向前进一步。但更多的权力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如果到头来在座的各位用这种权力提拔了一帮低水平的教授，闵维方说，那就违背了我们改革的初衷。
我想那次会议已经定好了调子。十二月四日，我参加了一场主题为“人才培育教育”的北大官方新闻发布会。闵维方和他的“中层管理团队”全体出席了发布会。会议现场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满满一屋子记者，闵坐在一排长桌的正中央，其他与会领导在他两侧一字排开，漂亮的西装领带衬托着他们精明的脸庞，每人面前都整齐地放着一个麦克风和一瓶矿泉水，架式颇似一个由年富力强、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光鲜的中国技术官僚组成的方阵。而且，他们对如何应付媒体了然于胸。
闵做了主旨发言，谈到了下面一些内容：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全球化时代具有竞争力，就必须重视人才开发；北大肩负着为中国培育新型人才的使命；北大在完成这一使命方面的战略和进展；北大在招生*策、课程设置、研究生项目以及教员体制等方面所做的改革和尝试。发言中，他既引用了北大传奇老校长蔡元培的话，也引用了JZM和艾伦·格林斯潘的话；既提到了北大与国外大学(斯坦福，哈佛，耶鲁，牛津等)校际合作交流的日益增长，也提到了学生中*员比例的增长(近年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毕业生加入了共产*)；既谈到了校方对“轻松而活跃”校园文化的倡导，也谈到了校方“让红旗在北大网站上高高飘扬”的努力。
与闵对中层领导的讲话一样，我必须承认我觉得这次演讲有其特有的吸引人之处。过去我听说闵很傲慢，而且他有个嗜好：时不时在演讲中带出一些英文词语。但这次的他判若两人：半小时的演讲完全脱稿，共产*的套话和新时代流行语奇特地融汇一炉，通篇演讲不仅流畅，甚至还有点雄辩的味道。他的语调自信却不傲慢，而且没有一个英文词。这真是个既了解目标听众又懂得平衡术的人。
闵提到了教员改革计划，但只是一带而过。发言后他匆匆离开了会场——他同时还在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国务院召集的会议。接下来是“中层干部们”一个接着一个的发言。许久之后，才轮到记者提问。很多记者问到了教员体制改革，但只得到了礼貌、简短而笼统的回答。显然，官员们正在践行“低调，务实，稳健”的指示。
会前我曾和闵维方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一个媒体官员对闵这样介绍我：“她是咱们北大的毕业生，但长年居住在美国，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英文新书。”闵热情地和我握手之后，马上就聊起了他在美国那几年的事情。他用英文告诉我，他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时念的是“教育经济学”。但当我提出想就北大改革采访他一下时，愉快而融洽的交谈戛然而止，气氛微妙地变了。我说我理解他在下面几周里会忙于参加每年一次的北大*代会，但也许开完会之后能有点儿空？闵笑笑说：“好吧，给我的秘书打电话，他会帮你安排的。”
我最终没能进行这次采访，因为北大*代会刚医院。不过他大概本来也不会给我采访的机会，话题太敏感。没过多久，一条关于北大*代会的消息流传开来：与以往一样，会议就*委新增常委名单进行了投票，作为候选人之一的张维迎得票垫底。大家都明白，张的落选是因为那个改革方案。
我想起了闵维方演讲中的那句话：“必须有人(为改革)承担正面的压力。”或许，张维迎那位老朋友不幸而言中了：作为改革的排头兵和公众人物，张维迎正为此付出代价。他终于“被上头牺牲掉了”。
九
陈平原，那次“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研讨会的组织者，是北大最有名的文科教授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对改革既持批评态度又抱有同情的人。他的中文系同事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改革方案，他们觉得陈对改革的态度令人“难以捉摸”。“你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立场”，其中一位议论陈平原关于改革的文章时对我抱怨说：“我估计以平原的身份，他是想小心一点，不去得罪人。”
我认为陈平原的态度更多地取决于他的性格而非他的身份——他一直是个“温和自由派”。我也不认为陈的文章难以捉摸。相反，争论如此复杂，温度如此之高，以致于原本友好相处、高智商的人们被归类到截然不同的“立场”和“阵营”，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平原发出的是一种难得的、有节制的声音。
陈平原的思考角度与众不同。他十分清楚北大*治环境的复杂与无常。他给我讲了若干年前他和一位北大副校长之间的谈话。在某次会议上，陈对校方行*管理层颇有微辞，斥其权力过大。会后，那个副校长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右派和左派，管理层必须在各派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更大的麻烦。从那以后，陈学会了去体谅做这种平衡工作有多么难。
对他来说，改革需要批评家，但也需要建设者。“每个人都只能在特定的历史舞台上展现自己。我对改革者的期望和观点抱有同感，尽管我不赞成他们采取的方法。”他认为校方最初应该让更多的文科教授进入方案起草团队，他们原本可以提供更好的视野、更细腻的语言，从而使方案赢得更广泛的支持。但他赞成改革者的基本理念，比如公开招聘和录用更多“海归”。他承认近亲繁殖和人员超编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而现行体制使得裁员几乎不可能，不管这个人是如何的不称职。
“我希望最终方案是一种妥协的产物，在录用、提拔和留用毕业生等方面应当有所改变，但过渡期应当平和、稳妥。”
改革的最终方案与陈平原所希望的恰好一致。初稿的核心部分得到了保留，但措辞更为和缓，为适应特殊情况预留了空间。例如：方案宣布北大今后将不会聘用本校的毕业生，但在“不会聘用”前面加上了“原则上”这个限定词。方案对现任教员也相当宽厚：它给予文科副教授长达十五年的期限取得终身教授资格以避免失去工作。方案还规定每个院系在方案贯彻中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增补相关实施细则。”
方案公布后，反应不仅是平静，简直就是冷淡。在我接触过的北大教授里，中文系副教授张鸣算得上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可对现在这个最终方案，他甚至都懒得看一眼。“这事过去了，我不再有什么兴趣了。”当我们在他新装修的公寓里交谈时，他耸了耸肩说道：“其实吧，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建筑系教授张永和也表现出同样的无动于衷。最终方案公布几周后他告诉我：“哦，我还没看过呢。它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前途，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意见都无关紧要。”他说自己最近一直忙着处理其他更迫切的事务，无暇考虑此事。(一年后，张永和离开北大，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做了系主任。)
这种兴趣的突然丧失，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它呈现了与许多国内争论极为相似的轨迹：激烈的辩论，媒体的采访潮，喧嚣像气泡般突然破裂，一切归于沉寂。用不了多久，公众注意力就会转移到下一个“热点”话题，而这个话题照样持续不了太长时间。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在忙啊忙啊忙个不停。和仅仅几年前相比，中国人注意力持续的长度好像已经变得短多了。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最终方案变得如此温和，以至再无可争论了呢？“我想是因为基本上没人会被开除，所以大家都消停了，”刘东直白地说。
陈平原的妻子、同为中文系教授的夏晓虹赞成这个看法。她听说一些系领导已经开始让他们的教员放宽心：没有人会被解雇。“记得‘上有*策，下有对策’这句话吧？”她说，和中国其他事情一样，在实行中，北大这些新规定同样也会被调整出变通的“对策”。
“这完全取决于文件的措辞，”夏说。“如果措辞清晰明确、斩钉截铁，大家就会遵守。但如果措辞是软性、有弹性的，人们就有办法钻空子。”
张维迎本人在接受一家报社采访时，称这个最终方案“非常保守”，“我不觉得中国还能有比这个更温和的改革方案了。”
辩论中的张维迎自始至终都温文尔雅，但当记者问到对批评他的人如何评价时，张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我听到了很多。我从不怕和人辩论……但有时我感到一丝悲哀。在一所如此优秀的大学里，有时我们在讨论中缺乏基本的共识，我们甚至缺乏共同语言。大学为什么存在？大家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没有共用的信念。”
这让我想起了李强，那个改革方案起草团队中的“海归”*治学者。在和我交谈时，他对整个争论感到心灰意冷。他认为有些方案的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以一种看似文人风格实则语言暴力的方式跟你打仗。如果连我们的大学教授在一场公开辩论中都这么容易就堕落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中国还怎么能有民主呢？我对维迎说，也许是我们太西化了——在西方学习的时候我们曾想：民主多好！但它在这儿行不通。邓小平说得对：在中国，最好的办法是‘不争论’。为什么？因为在我们这里，辩论会降格到最低层次，谁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惜下作，谁就能获胜。一个擅于駡大街的出租车司机，肯定能赢得任何辩论。”李强曾经预言：北大校方将会“保守地”解决这场争论，因为北大是个“太过敏感的地方”，不能允许发生任何震荡。他说对了。如今，没有任何人，哪怕是那些警惕性最高、最苛刻的批评者，会把北大改革的最终方案称为“休克疗法”了。
最终，李强和张维迎彷佛都十分怀念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那样开明而强悍的领袖。说来也怪，他们的批评者也和他们同样怀念这位老校长。刘东就曾站在校园里蔡元培的半身铜像前对我说：“他是北大的上帝。”的确，在辩论期间，蔡像上帝一样被不停地引用、赞美、颂扬。观点不同的各方用他来达到不同的目的。闵维方和张维迎喜欢提及蔡的国际视野：同样身为“海归”的他(蔡曾在德国学习并去过美国)是如何同时拥抱西方和中国价值观的；是如何在他改革北大时借用和照搬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美国大学体系中那么多好东西的；是如何毫不手软地解雇了那些不称职的教授以及请来众多“海归”加盟的。批评者们则喜欢忆及蔡聘用了多少伟大的文科学者(蔡本人曾在德国学习艺术和美学)，而这些文科大师们又是如何铸就了北大的辉煌。
也许，这些对蔡元培相互矛盾的看法，以及对他这种开明强人的怀念，恰恰反映出现代中国大学理念的内在张力，以及人们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任何了解中国大学发展历史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传统的中国书院(以导师辅导为主要教学方式、重点研习中国经典的私塾)早已式微；第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学，是随着十九世纪中国战败而进入中国的西方舶来品。北大，作为第一所这种“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是由清帝颁旨设立，依赖清廷拨款而生存的。虽然极不情愿，但当时的清*府不得不承认：为了对付侵略成性的外国蛮夷，我们需要一些西学。学习西方的意愿和驱动力，就这样深植于中国大学的原始概念之中。同时，在它那骚动不安的灵*深处，又涌动着保持中国尊严以及延续中华文化传承的深切渴望。这种渴望在受过教育的国人中间尤其强烈，因为在他们眼里，现代化常常被看作是重获中华荣耀的手段。在邯郸学步于苏联五十年并得到灾难性后果的今天，向西方学习的紧迫性又重返中国。然而，同时归来的还有对建立一个强大中华本体的渴望。
从历史角度看，正如张维迎所说的那样，中国大学的自治传统先天羸弱。除了少数几个微不足道而且转瞬即逝的个例之外，无论是在清廷、民国/北洋*阀*府或是共产*治下，中国的大学从未获得过真正的自治权。事实上，即便像蔡元培这样的传奇人物，也与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人士相去甚远。他的职务是*府任命的，北大是*府出资兴办的。任北大校长的十年间，蔡几乎每年都以辞职相要胁，多半是为了反对*府的某些*策和干涉。这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的北大对*府有多么依赖。但至少蔡尚能自保。他没有被解雇，而且多数情况下他总能争得官方退让、心想事成。
不过，蔡元培的情况难以复制。他是中国首届共和*府的首任教育部长。他不但是着名的革命*人，同时又以学贯中西着称。与那个时代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却又爱国至深。并且，他的个性近乎完美：富于领袖感召力和个人魅力，待人温和坦诚而又具有开放胸怀和包容之心。每一个和我交谈过的人都同意，今天不会再出现另一个蔡元培了，绝对不可能。就算是出了个“类似”蔡的人，他也不会被允许拥有蔡曾经拥有过的那些权力——今天中国的任何一位大学校长都不可能。这与性格无关，这是体制的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一段短暂的时间里，*府中的开明派曾经议论过对大学里的*权与校长权进行剥离。事件发生以后到现在，此议踪迹全无。如今官方的*策是“*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闵维方是北大*委书记，他也是张维迎改革方案的幕后支持者。但如果闵在*管大学的问题上敢做任何退让，第一个丢掉工作的人将会是他自己。难怪闵在演讲中不厌其烦地强调*对大学领导的重要性。
“说到底，真正的大学改革意味着真正的*治改革，”毕业于北大、现在给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朱正琳说。“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改革才不会被允许发生，至少现在还不行。”他对北大改革命运的预测只有寥寥四字：虎头蛇尾。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选择明哲保身和坐等未来。与张维迎一样，中国理工大学的教育学教授杨东平也是积极的行动者。除了公开表示对北大改革“毫无保留的支持”之外，他还创办了“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一个研究性、倡导性的民间团体。它为自己设立的使命是：设计并起草供官方审阅和公众讨论的教育改革方案。“我们会做得全面、彻底，”杨告诉我，“我们建议为公共教育设立新的财务框架、新的教育立法、民间的协调组织、新的评估体系等等。但第一步是大学的自治。教育部必须放开它对大学的掌控。”
杨东平把北大的改革看作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他说，对所谓“美国化”的指责是心胸狭窄和过度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把大学的建立当作人类文明的精华乃至普世受益的事物予以接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虚心学习并从中受益。”
杨东平说，尽管此次教员体制改革的短期效果可能有限，但北大改革已经让球滚动了起来并产生了巨大的象征性影响。他认为，虽然关于改革的公众辩论事发偶然，但辩论本身是件大好事。“公众辩论在我们国家太难得一见了。而且正是因为辩论发生在北大这样引人瞩目的地方，人们对引起辩论的那些问题也增加了不少了解。这为更全面的教育改革创造了契机。”他还认为，北大方案中成立教授委员会的计划是给教员更多权力的重要的第一步。
杨期待其他大学能够效仿北大。实际上，当媒体聚焦于北大争论时，一些大学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行动。在北方，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他们的“教授委员会”；在南方，中山大学和苏州大学改革了他们的教师聘用制度；在北大的身边，清华大学也悄然制定了自己的改革方案。武汉大学的校*委书记甚至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重新提出了八十年代的自由派观点：“让书记治*，校长治校，教授治理学术。”杨教授认为这些都是重要的、令人振奋的迹象。
“北大改革向一潭死水中扔进了一块石头，”他说。“迄今为止，中国的教育改革一直落后于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但是现在，它开始浮出水面了。”
我再次和张维迎吃晚饭的时候，他给我带了本他的新书——《大学改革论文集》，封皮是凝重的暗蓝色。他告诉我，最近他在进行着另外一场“战争”：光华管理学院的老院长就要退休了，围绕着更换掌门人的角逐正在展开。诸如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样的问题正在经受考验。“我想证明，坚持原则和公平竞争是能行得通的，”张语气严肃，几乎没怎么动眼前的饭菜。“否则北大可能又有一次风波。我会采取相应的步骤，而且我知道很多光华的教师将会和我站在一起。”此事很像北大改革之争，停顿片刻后他接着说，两件事其实是同一种战斗。那天晚上，张谈话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一种热情之中，灰白相间的头发和眼镜在餐厅柔和的灯光下微微反着光亮。他看上去像是一位疲惫但意志坚定的斗士。
后记
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一个新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报纸上十分尽职地报导了该计划，全文贴在了互联网上以征求回馈，但公众对此反应冷淡。我仔细研读了这份冗长的、充满了枯燥官方套话的文件之后，除了一阵头痛之外，对究竟什么将会被“改革”依然一头雾水。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议案就是教育支出的增加：到年，国家教育支出将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四。
这一回，连张维迎都没心思看这个规划文件了。当我提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四这一目标时，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们认为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解决不了。”他承认自己已经不再醉心于中国的教育改革，因为他不觉得国家对这事是认真的。只要*和教育部不放弃对所有高层人员的任命权，大学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治，也不会有真正的改革。其他行*层面的调整只可能制造出种种始料未及的新问题。
但张维迎仍然对中国的未来保持总体乐观。几年前，在光华管理学院，他赢得了那次比较小的战役，并从年起一直以光华院长的身份全心全意地工作着。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作为自由市场以及私有化一贯的鼓吹者，张在继续引发争议，并始终是中国经济*策及发展模式的重要论争中活跃而敢言的人物。近年来，他涉猎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籍。他告诉我，了解过去有助于他以更好的视角观察现实和展望未来：“当你蹲下去的时候，你会看见许多沟坎，但是当你站起身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地球其实是相当平的。以美国历史为例：仅仅几十年前，黑人还不能投票，不能与白人同时乘坐公车；但是现在，奥巴马当上了总统。每个中国知识分子心中都有一个理想世界，所以他对身边的一切总是看不顺眼。但是我相信中国正在进步中，很缓慢，但却肯定是在往前走。因为我是在看一个长期的轨迹，所以我能看到历史美妙的曲线。”
刘东没这么乐观，特别是谈到今天的北大。年，他离开北大去了清华——北大的同城近邻以及人们眼中的竞争对手。“我刚成为北大老师的时候，朋友们都拿我的北大情结开玩笑，”他对我说。“但我并不是勉强离开的。和曾经的她相比，北大变得越来越像个躯壳了。”
是年岁末，张维迎卸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消息来得意外而突兀，外界议论纷纷，流言不胫而走。有人断定，这是因为张一向特立独行、言论出位、争议缠身，终于惹恼了上层；有人评论，他在光华强力推行改革，为坚持学术高标准一意孤行，主持晋升评估过于严苛，得罪了一些教师，失去了“民意”，导致他在换届评议中落选；也有人推测，他在复杂的人事斗争中遭到暗算，所谓的“民主评议”过程本身就有“猫腻”，反对张维迎的一派在其中做了手脚。
与此同时，张维迎在光华学生中广受称颂。据报导，他们普遍认为张院长“很有作为”，主*期间海归教师增多，出国交流机会普及，学院知名度提升，这些都使学生们获益良多。许多国内外学者致函北大校长，对张的离职表示不安与关切。一些着名企业家和公众人物更是公开表示震惊和遗憾，其中包括三位北大杰出校友：李彦宏、俞敏洪、丁健为此联名致信北大领导。
一篇署名李方田的报导综述了多年来围绕张维迎引起的争议，并试图探讨它背后的含义。李的结论是：“张维迎主*光华，其实是从一九九九年担任第一副院长开始的。梳理他执掌光华以来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信奉市场理念的改革者在国有体制下追求卓越、跟平庸的组织文化发生冲突的故事。最后改革者失败了。”这篇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标题是”张维迎：不被理解的改革者“。
众声喧哗中，张维迎选择了缄默。半年多的时光一晃而过，我再见到他时，是在海淀闹市区一座幽静典雅的书院兼茶舍里，此间有他专用的书房和办公室。他刚休假旅行归来不久，皮肤晒得黝黑，精神状态极佳。他仍然是北大光华学院教授，但授课之外，张很少去校园，把主要精力投入在阅读、思考和写作中。我记起他对牛津老师们自得其乐的学者生活的敬慕。看来，作为学者的张维迎又回来了，回到了沉静的书斋。不过，有一点我确信不疑：作为改革者的张维迎不会轻言放弃，经过一段调整、积淀、思考之后，人们将会再次听到那个只属于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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